读黄一龙先生《不明白权》一下子把我拉回到40年前，也就是1964年春天，当时我只是2l岁的大学四年级学生，正面临着毕业。
那个年代，大学毕业就是难过的一关。从这一年的春天起，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就格外紧张。自从1962年北戴河会议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后
我举两个特殊、也许是极端一些的例子就可见一斑。1959年彭德怀因为谈到应对“三面红旗”辩证地认识，说“三面红旗”指引的运动是“有失有得”，因不同毛主席讲话中的“有得有失”，这就是否定“三面红旗”罪状的“铁证”。1966年彭真讲到思想建设时用了“兴无灭资”（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这与正统讲法――“灭资兴无”不同，这就是主张“先立后破”，反对毛主席的“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是彭真一大“罪状”。您想如果每天用这种尺度衡量每个人一天所说的话，那还不是动辄得咎。青年时期是人的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每天看到、遇到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不知会有多少看法产生，怎么能句句都与文件一样？所以严格说那时候在平民百姓谁都有可能得罪。60年代老百姓流传着一句话就是“干部怕上线（主要指中层以上的干部，‘上线’指提高到路线斗争上来看，问你哪条路线上来的），百姓怕上纲（上阶级斗争之纲）”。老百姓一句话说错了就有可能变成阶级敌人，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说清了这个氛围才好谈因“不明白”而得罪。
1963年6月底中共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一封信，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苏两党两国分歧公开化，两党论战开始。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党员的公开信，中共把它翻译成中文，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然后《人民日报》以社论形式对这封公开信涉及的诸问题的方方面面加以评论批判，从“一评”一直写到“九评”。每一“评”发表在当时都是重大的政治问题，高音喇叭响彻校园，中央台播音员那独特的、充满自豪又带有几分霸气的声音给人们以震撼（这种声音到了文革发挥到极致），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都要组织学习。那时我们把苏联修正主义观点概括为“三和两全”（和平过渡，和平演变，和平竞赛；全民党，全民国家）。所谓“三和”就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和平过渡”，只能暴力革命，而修正主义鼓吹“和平过渡”；社会主义社会要时刻警惕，狠抓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会“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而修正主义国家已经“和平演变”成为权贵资本主义；“和平竞赛”是说修正主义不用暴力反对帝国主义，而是与它们搞“和平竞赛”。这些问题在全国人民中反复学习讨论，人人耳熟能详。佛教徒赵朴初居士还写散曲讽刺赫鲁晓夫，其中就有这样的句子“猫能赛，狗能赛，为什么不能搞个和平赛”？可见当时反修运动的普及程度，它为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社会心理趋向，反修斗争是文革的先声。
在这种情态下，大学生毕业生的学习尤为紧迫，因为那时是要求大学生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这也是“九评”中提出的）。在这个学习中，我遇到一个弄不明白的问题，在头脑里盘旋很久，最后我还是忍不住地发问了：同样是政权转移，同样是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敌对阶级的手中，为什么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就那么难，非得武装斗争不可，决不能“和平过渡”；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就那么容易，稍不留神就“和平演变”回去了呢？而且社会主义社会远比资本主义优越，广大人民是那样拥护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提出了，没有人为你解答，只是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你。政治辅导员不讲，政治教师不讲，作政治工作的组织也不讲，好像谁也没有问过似的。我感到十分诧异。
然而，到了毕业前夕，思想清理运动中，这个问题便被提了出来，并不是解释我的“不明白”，而是转换成另一种口吻：你交代为什么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产生共鸣，为什么反对党的反修政策？为什么搞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现在说起来很可笑，一个2l岁的学生，搞什么复辟？再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辟”上呆过没有都是个问题，何来“复辟”）？使我百口莫辩。这就是“不明白”的结局。按说，学校、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学生有问题不明白才是“题中必有之义”，学生都“明白”了，还办学校做什么？学校对于“不明白”的学生不仅不尽传道解惑授业之责，而是把学生整为另类，一下子十几年不能翻身，这样的学校叫什么学校？这样的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怎么能正常？几十年来学生与教师、学校关系不能正常，学校先是办成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后是办成发财生利的钱窟，把师生关系搞成或是政治的、或是经济的，这些都是违背传统的师生之道的。人们似乎一直没有在这方面进行反思。
关于那两个“不明白”的问题，一度不敢思考，但它们还是不断地袭上我的心头。斯大林曾讲，社会主义因素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这是一些人解释不能和平过渡的根本原因；现在国门开放明白了这话不过是谎言，北欧国家高福利制度还不是“社会主义”因素？在所有制上的股份制、生产上的国家干预与调节制度还不是“社会主义”因素？怎么能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不能孕育在旧社会中，只能用枪杆子铸造呢？
我逐渐明白了所谓资本主义不过是农耕社会转为工商社会后的一种自然状态，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不过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完善的结果。中国虽然革命了100年，但是始终没有走出农耕社会，中国奋斗的目标即现代化，还是努力走入工商社会，而且农耕社会生产发展的前途自然而然地指向工商社会，因此这种进展如果没有故意的干预（我所以对有清一代评价不高，还不在于它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而是因为这一代统治阶级的政策千方百计地干预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化，皇帝越能干，这种阻碍力就越大，如康雍乾），从农耕社会到工商社会是自然而然的演变，不需要什么暴力流血。
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了人们千百年来对于公正、正义和美好社会的追求，代表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欧洲19世纪社会主义思潮高涨，那是当时工商社会众多弊病刺激的结果，许多社会主义理论家，根据当时社会的弊病设计出消除这些弊病的社会模式，因而受到了广大无产阶级和社会下层民众的欢迎。马克思最初设想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是建立在世界生产高度（马克思心目中的“世界”主要是欧洲）发展的基础上的，在生产高度发展的同时，其弊病也充分表现出来了，所以非得实行社会主义不可，只有如此才能解决问题。后来列宁力主在最穷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靠志士仁人实现人们几千年来的美好理想，自然非得暴力流血不可了。
当然这些思考也未必正确，但人有“不明白”处总是想弄明白，不安于浑浑噩噩，这是人们的正常反应，也是社会健康的表现。俄国作家契柯夫有篇小说叫《出诊》，写医生柯罗廖夫为某大工厂主的女儿诊病，她睡不着觉，经常失眠，许多问题，纷至沓来。医生对她说，“您害的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失眠症；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个好的预兆。事实上，像我们现在这样谈话，在我们父母说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夜里不谈话，睡得很沉。我们这一代却总是睡不好，翻来覆去想事……”契柯夫是把睡不着，想事，弄不明白一些问题，并想方设法弄清楚，看成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鼓励人们的独立思考，对于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样才能提高人的素质，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如果连学生提的问题都不能容忍，社会脆弱到什么程度？对年青的学生都不能容忍，那么社会上的人们还有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权利吗？我们的传统是鼓励对别人要弄清楚，不受他人欺；对自己则听不得民众说“不明白”；在没有权威地位时还有些耐心说得服他人“明白”；当自己是权威的时候，你还“不明白”就会被疑为别有用心；在许多先知先觉者看来大多数人只要好好“跟着走”就行了，“不明白”就不免被视为多此一举了。
（摘自《平人闲话》，同心出版社出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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